本文的作者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政治顾问。本文体现了作者的观点，而不必然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本文译自法文原稿。

本文的目的是就城市暴力的主题从武装冲突这一特定而非唯一的视角与大家分享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体现在对下列7个问题的回答之中。

将对暴力事件的分析与其发生的地点相联系是否恰当？

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谈论“城市暴力”以及按地区区分暴力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认为强调地点意味着忽视了乡村居民更为恶劣的处境。从地理区域的角度来思考暴力问题就相当于赞同媒体过度报道城市暴力所传达的趋势。这是冒着将城市（西方社会各种恐惧的熔炉）恶魔化的危险，他们有时使得城镇地区看起来比实际上更为危险。这里有必要更准确地定义这个主题；我们讨论的是针对城市的暴力（比方说围困或是封锁）？还是城市中的暴力？暴力是城镇（那些失控地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全社区却需要雇用私有公司来守卫的城镇）里或其贫民窟中的自然现象吗？我们为何需要澄清这一概念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与城市冲突相关的暴力事件和与乡村冲突相关的暴力事件是有所区别的。再者，要满足城市武装暴力事件中受影响的个人和社区对保护和援助需求，存在一些具体困难，这也正是我在下文中要努力说明的问题。

与武装冲突相关的暴力事件和城镇地区其他形式的暴力事件是否可以区分？

城市是各种形式暴力可能同时发生的地方：武装冲突；帮派为争夺势力范围或控制非法贸易而进行的火拼；在分割成种族聚居区的城镇所特有的地方社区暴力；有组织的犯罪；与饥饿相关的城市骚乱；或是大型活动失控的超容现象（这既不是类型学也非详尽的清单）。

除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和社区暴力外，世界卫生组织在其2002年关于暴力与卫生（英文）的有趣报告中描述了其他层次的暴力：关系暴力（在学校和工作中）、家庭暴力（夫妻间）以及个人暴力。

能否清楚地区分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

从分析的角度看，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暴力是个人、关系、社区和社会因素发生复杂相互作用的产物。仅仅告诉一个武装团体停止招募儿童兵，而不探究儿童加入的原因（比如儿童认为该武装团体是可为其提供庇护的唯一途径）或是什么原因致使该武装团体要招募儿童兵，这是不够的。仅进行分类分析而不思考特定做法的原因或人类行为的根据，这样做意义不大。

从行动的角度看，人道组织必须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资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的国际人道法下被赋予了明确的职责。在局势不太紧张的暴力事件中甚至是其中立和独立性可转化为有利条件的其他局势下，国际社会认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具有倡议权。因此，该组织活动的核心主要是冲突或其他形式集体武装对抗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后果。

考虑到暴力社会学的发展，属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是一项重要优势。各国红会在国际联合会的支持下经常应对各式各样的暴力事件（城郊骚乱、体育赛事或政治集会上发生的冲突，婚姻暴力等等）。 他们因此具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没有的经验和技能。

我们应该优化理论分析与行动实践之间的互补性。就上面的例子而言，如果暴力事件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妇女和儿童每天遭到袭击，暴力充斥在校园、街头和体育赛事中），那么这种暴力与战斗中武器携带者行为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当身体侵犯经常成为解决日常生活分歧的方式时，拿起武器是否成为更为自然的事情？在后冲突时期，武装冲突对家庭暴力有何影响？已经到了以全局方式看待和处理暴力事件的时侯了，这样可以加强我们预防暴力事件的工作并抑制每个层面的暴行。

城镇环境对武器携带者的特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于武装部队而言，城镇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原因是街头战斗伴随的风险和敌人有机会四处躲藏，尤其是在敌人已经“解放”的地区。后勤和安全的制约经常使得他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城镇战斗所需要的技能与乡村战斗所需要的大不相同。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城镇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城镇聚集着让人垂涎的财富。它们是权利的象征 ，首都是大使馆和国际媒体的所在地，这就意味着有机会和国际社会建立联系。它们是通讯和交通的中心，为合法或非法的货物贸易提供门户，为武器供应提供便利。城市里有医院、学校和各种行政办事机构，因此人们有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并方便购买消费品。

某些武装团体不仅可以从城市中与乡村暴动组织保持联系，还可以与实施欺诈行为谋利的犯罪团伙保持关系。与大家都彼此认识的乡村相比，城市生活中人们互不相识，这使得这些团伙比较容易建立联系。尊重人道法的管理严格的武装团体与参与政治并因此获得威望的违法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同时并存。目标和行为的交融形成了各种互为联系并互通战术和技能知识的混合实体。总而言之，城镇环境促进了在其中行动和发展的团体的形成。这是否意味着城镇影响着城中武装团体的行为模式？这个问题还需回答。

对于有意遵守人道法的武器携带者而言，无论他们是否为国家雇佣，这均是一项挑战，原因是难于区分战斗员与平民以及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将军事目标放置于住宅区域当中，紧邻学校或是市立图书馆，这会增加平民受袭击，家园被破坏或文化财产被毁的风险。

武装冲突中的暴力事件如何影响城镇居民？

对于城镇住户，交战各方在城镇环境中的敌对行为产生了特别的后果。首先，城镇地区人口的密度和集中程度加剧了冲突的后果。例如，重型大炮、装甲车辆和投入拥挤地下避难所的手榴弹一起使用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前线在城市内移动。平民住宅成为从一所房屋移动到另一所房屋的战斗员的庇护所。 某个城区的控制方可能不断变换，而受伤的人发现医院在分界线的另一边或是孩子们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另外，城镇为武器携带者提供的机会对于其居住人口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武器携带者可以封锁该地区的出路并在路上布设地雷，“过滤”那些使用仍开放的出口路线的人并拒绝让人道机构和媒体进入战斗现场。

此外，在一个为武装暴力所影响的城镇，平民与武装团体共存或甚至是共处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存在高度的危险性，尤其是被杀、受伤或是被虐待或强奸的危险。同样地，某些武装团体也可对居民施加压力要求居民通过给他们提供资金、藏匿战斗员和武器或充当人盾来支持他们的事业。

在城镇生存的方式与乡村有所不同，但并不一定更为有限。由于供应紧缺、价格上涨或是市场机制的中断，城镇居民获取用水、食品或用电可能出现困难（然而在乡村，受影响的人有更多的资源并更为机动）。毕竟城镇中的非正规部门高度发展并对财富的再分配起着作用。提供物资或服务的非正式工作（香烟贩子、清洁工、搬运工等等）以及黑市使得货币易手成为可能。然而田地受无常大雨影响的农民无法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在两次收获季节期间存活，而城镇居民更容易找到存活的办法。

最后，互助机制在大家互不相识的城镇环境中可能更为薄弱，尤其是对移民、流离失所者或流浪的难民而言，尽管没有实际经验证实这一观点。再者，易受影响的人群诸如在乡村有村民照顾的老年人经常在城镇中被孤立。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包括家庭走访和退休金支付系统在内的社会网络。当行政系统瘫痪而他们的家庭逃离城镇（老年人通常拒绝离开）时，他们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等死。

城镇中的冲突对于人道机构意味着何种挑战？

人道机构在那些高度危险的环境下面临着三类挑战：确认需要保护和援助的人；对他们实施援助并阐明这些行动所根植的人道法。

在城市中，确认那些因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事件而身处弱势的人并不容易。以流离失所者为例，他们可散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可能不断地搬家（由于战斗、它们居住的贫民区被毁，或是依附于政府追捕的少数派或是反对团体等原因）。他们并不总是登记寻求援助，特别是如果有亲戚提供庇护时。他们有时出于安全的原因或是为了避免被迫搬离而希望混入大家互不相识的城市中。总而言之，在不将他们置于险境的情况下寻找并确认流离失所者并仅向这一人群提供援助会导致实施问题和道德问题，因为经济移民可能也处在同样绝望的境地却无权获得援助。在城镇地区，人口的多样性使得确定援助受益者成为一项敏感工作，在发放援助物资时可能在维持秩序方面遭遇风险。

实施提供医疗服务、卫生设施、水或食品的项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的障碍已在提交给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的背景材料（英文）（30IC/07/5.1）中提及（由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撰写）：在城镇地区，人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医院、水净化厂）很复杂，有时要修复战斗导致的毁坏，需要人们具备高水平的技术。修复必须紧急开展尽管不一定能获取有用的信息而且明知发生错误将会危害到成千上万或是数万人的生命。另一方面的担忧是一旦基础设施得到修复，要找到提供基本物资所需的设备和操作设备的专家，非常困难。最后，有时为分发援助物资而需建立的庞大后勤系统并不容易管理（即使附近有仓库，但在乡村地区，仓库却很分散）。

对于负责医疗的人而言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恼人情况是传染病在城镇地区的蔓延。且不说传染病的蔓延对人们生存产生的影响，诸如大范围流行病等严重的卫生危机将加剧战乱城镇中的战斗。因此可能会导致一些团体受到丑化并成为替罪羊（比如，与疾病发源地有关的外人）。由于卫生状况而执行的紧急措施（例如，隔离）也会对居民形成控制。在这样的局势下，担忧会发生违反人权法以及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是很自然的。

对哪些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和方式进行了探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考虑当冲突影响城镇时如何恢复对人道法的尊重，寻求防止年轻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武装团体的方法并提高援助项目的质量。

首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法律部就武装冲突局势下（即，当国际人道法适用时）“直接参与敌对行动”这一主题咨询了专家。这一研究将澄清平民与战斗员的区别以及如何定义平民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也就平民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的结果对于在城镇地区尊重国际人道法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见的，平民和战斗员因城市建筑的构造特点而混杂在一起而且有时是他们希望如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对在武装冲突中广泛使用集束弹药的后果表示了极度关注，尤其是在诸如城镇居民区发射的集束弹药。故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了最终于2008年5月通过了«集束弹药公约»的谈判，这部历史性公约包含多项禁止规定，其中包括对使用这些武器的禁止。

其次，为了防止未满18岁的年轻人应征加入武装团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教育和行为的部门正在分析导致儿童或青少年自愿或被迫加入这些组织的个人和环境因素。关于“身处险境的儿童”的研究显示，与易受伤害和被动的受害者相去甚远，儿童是富有创造力且适应性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试图保护自己并提高生活质量。该研究也提出了对全球性措施的需求，要将紧急性、发展和反有罪不罚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儿童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像这样的分析报告不仅对于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城镇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和平国家的城镇（城市中由青少年组成的武装团体构成了不安全因素）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其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援助部，特别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工作人员，正在思考在城镇地区保障个人和社区经济安全的最合适的措施。一方面，以往的经验需要分析：食品分发；支持面包房以及集体厨房或食堂；派发可在事先指定的商店购买物品的代金券；旨在恢复商业联系或重建手工业的措施。另一方面，必须尝试新的方法，比如分发现金；对于困难的少数派或失业人员补助几个月的工资；或开展鼓励城镇居民自己种植粮食的农业措施（都市小块菜地）。

然而，我们需要着眼于现实；重建一座城市的经济活动使之在粮食方面自给自足已超出了人道机构的工作范围。援助项目不足以满足需求。对于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食而言，城镇地区农业生产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保护措施（例如，为因封锁而处于全面崩溃边缘的城镇注入新活力）能够产生这种影响。

为保证受武装暴力事件影响的最贫困之人的经济安全，我们在确定适宜办法时，必须将经济、营养和环境因素都考虑在内。正如我们所见，社会、医疗服务、卫生设施或供水系统经常需要支持，而且即使前线转移仍需确保这些得到修复的系统仍能正常运转。我们也需注意这些选择对其他活动领域的影响。例如，在城市地区饲养家畜（作为蛋白质和收入的来源）确实有所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会传播疾病。显然，这样的项目需要在实施之前进行严肃的研究，而且实施项目的人需要接受良好的培训。

如果城镇暴力并非由武装冲突引起，人道机构在城镇中可能发挥何等作用？

一些和平国家的城镇必须应对地方性的暴力事件。武装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并不必然希望统治国家，所以他们并未对政府发动攻击或是极少如此；腐败有时甚至使得他们与当权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谋以保证他们不受打扰。然而，这些武装团体与其他团体相对抗或是有时与警察对抗，以保持他们对一个区域的控制，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非法贸易（毒品、武器、油品、走私物资或是贩卖人口）以获取更好的生活水平。总的说来，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持对资源的控制以及贸易的高额利润。很难确定对于他们而言，诉诸武力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的涵义。在国家由于混乱地区内犯罪恣意曼生而变得不稳定的状况下，尤其是控制这些地区的武装团体宣称是为了捍卫其身份时，犯罪与政治活动的区别何在？

在一些和平国家的城镇（以此为例），犯罪团伙或毒贩与警察间城镇暴力的人道后果与武装冲突的人道后果非常相似：人们被杀害、虐待或遭受酷刑、战斗或驱逐导致的短期或长期流离失所、儿童的心理创伤、镇压或是拘禁中过度使用武力。此外，使用的武器（突击步枪、机枪、反坦克地雷、火炮、手榴弹等）也可能与参与武装冲突的战斗员手中的武器一样。最后，武装毒贩团伙有时控制特定地区以在那里出售违法物品（比如可卡因）。

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必要采取行动：它如何适应城镇地区暴力的发展趋势？当然，一般来说城镇的民间社会比乡村更有组织， 而且大量有实力的组织（包括在危险地区的各国红会分会）已经在尽力阻止暴力、应对其后果并维护人民的权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然而，来自以暴力而著称的地区的人们经常被丑化，政府因而未将在这些地区发展医疗服务或学校教育列为首要工作（而且暴力现象也应部分归咎于这种丑化，以及缺乏教育、职业、社会或经济前景）。司法系统不能正常运转，有利于有罪不罚，并因此导致各式各样的违法行为。监狱处于可悲的状态。必须穿越名副其实的城镇前线，才能将伤者转移出武装团体战斗的现场。此外，有时一些警察部队在镇压暴力事件时过度使用武力。

在城镇地区，武装冲突的范围之外（即，处于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下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将重点集中在会带来严重人道后果的有组织武装团体间的对抗局势上。一些试点项目正在开展，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些项目也引发了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处于险境中的人们需要和期望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此类局势中是否具有优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针对武装冲突的工具， 是否适合属于发展需求和紧急需求的情况？ 如何能制定一个全局方式，与其他人道机构形成网络（国家红会、律师或医师协会），并同时发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殊性质的优势？

对于所有的人道机构而言，避免区分“光荣的”政治暴力事件与“罪恶的”社会暴力事件将会是一个挑战。对于被杀害、受伤或遭到骚扰的人而言，其所承受的痛苦或结果是一样的。再者，也不应忘记许多武装冲突都是为了获得对资源的控制以谋取个人利益。那些冲突难道不是地方性犯罪行为的延伸而一旦恢复安定又卷土重来吗？最后，对于集体社会暴力事件而言，即使其实行者没有政治纲领，当我们将它与增长的经济差异和对某些团体的丑化联系起来，就有理由质疑其是否一开始就包含政治因素？

结论

2007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对城市暴力现象和可能加剧这种暴力现象的其他当今社会的全球发展变化进行了考虑：国际移民的增加、大流行病的威胁 、环境的恶化和全球变暖。确信城镇暴力是一个重大挑战，大会呼吁加强行动方面的合作，其成员间以及与其他组织、媒体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大会关于“携手为人道”的宣言（英文）（2007年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1号决议附件）获得通过之后就会付诸行动！该宣言涉及防止和减少暴力行为以及努力反对歧视等问题。我们对于确保其实现都负有责任。

参见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医疗救治工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工作自紧急向长期的转变（英文）

土地- 武装冲突期间人道机构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